2019年6月5日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
中央财经大学共同举办
“领导干部上讲台”——国企公开课100讲
中央财经大学专场报告会
暨国企骨干担任校外辅导员聘任仪式
国投党组书记、董事长王会生
结合国投成立、发展、壮大、转型经历
讲述中国投资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故事
· 从国投看中国投资体制改革 ·
（根据录音整理节选，未经本人审阅）
非常荣幸来到中央财经大学，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交流。我是第一次在大学里讲公开课。感谢教育部、国资委，也感谢中央财经大学给我安排这个“任务”，我感到很光荣，尽管很忐忑，我还是希望能够讲得让大家听明白。
我今年63岁，下过乡，学过徒，当过工人，1977年考大学，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毕业以后分到北京，先后在电力工业部、国家计委、国家开发银行工作，1994年到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在国投一干就是25年，一把手干了16年。我亲身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是一个见证者和参与者。
来之前，我们在中央财大同学中做了一个调查，大家很活跃，关注的内容很丰富，从国企改革到中美关系、996、财大校友干得怎么样等等。我觉得这代大学生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好得多，知识面广、思维活跃、信息量大，我很羡慕你们。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些东西，也没见过领导干部上讲台，现在总书记这么关心你们，我为你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刚才听书记、校长说，中央财大的毕业生中，在财政部任现职的就有二百多人。在国投集团和二级公司的中财校友加起来，超过50名。非常感谢中央财大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为国投的发展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高素质、可爱的人才。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变化天翻地覆，成就有目共睹。那么，到底改了什么，放了什么，改的成果怎么样？在改革过程当中作为政府投资主体的投资公司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今天我想通过讲述国投的成长来诠释中国投资体制改革的进程。
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投资体制改革，我们40年主要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改体制，第二件就是调结构。改体制就是转轨，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过渡；调结构就是转型，从粗放到集约，从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
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转型改革也是投资体制改革主要的变化。巧合的是，我自己的经历，国投的诞生和发展历程，都与这两个转变过程紧密重合。可以说，国投不仅是投资体制改革的产物，也是整个中国经济改革和结构转型的缩影，更是改革开放40年打造出来的优秀的国有资本投资平台。
这个时间轴标注了建国70年投资体制改革的主要节点。横轴上方是经济体制历次重大改革，1978年前是计划经济，1978年以后是改革开放，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8年第一部企业法颁布，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1994年中国第一部公司法实施，2003年国资委成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横轴下方标注了国投的前世今生，1988年国家颁布第一部企业法，成立了六大专业投资公司，这是国投的前身。1994年国家颁布公司法，成立国投。2003年成立国资委，国投加速发展。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改组成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成为首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试点。
至今，从六大投资公司算起国投走过了31年，前15年主要是在改体制，后16年主要是在调整结构中转型、加速发展，一直都在国家改体制、调结构的过程中不断前行。无论是体制上，从计划到市场；还是结构上，从粗放到集约，国投的历史都与这些过程密不可分。当然，机制的改革和投资方式的创新，也一直贯穿始终。
今天，我想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从国投的诞生、发展和改革历程，来看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政府投资体制、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国有企业改革这些领域的变化过程，跟大家分享一些感受和看法，希望对大家认识和理解当前的一些热点问题有所帮助。
以下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几次改革，对国投和整个国有企业的影响都很大。
第一次大改革
解放思想，打破大锅饭，
树立商品意识，投资实行“拨改贷”
建国初期，一穷二白，怎么建设新中国？怎么画出最美的图画？我们学习苏联老大哥，用计划的方式管理中国经济。
那时候，一切都是有计划的。吃穿住行、煤电路港，东南西北，怎么布局，生产多少，产供销、人财物，都在计划之中。买菜有菜票，买粮有粮票，买油有油票。东北当年没有红薯，买红薯要凭粮本，每人五斤，还要排一夜的队。我老家是煤矿城市鹤岗，那时候挖煤不用管卖哪儿，挖出来就行，统一安排车皮拉走了，一部分送到钢铁厂，一部分送到其他省市自治区。
我曾经工作的国家计委负责全国基本建设规划，每年通过编制计划“大本”，来规划哪些部门、哪个地区的项目上或不上，平衡资金来源，调节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的综合平衡。我所在的处，负责编制每年的全国能源投资规划，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的所有建设项目列入“大本”后，才能获得财政拨款建设。应该说，建国后的前30年，这种“全国一盘棋”的计划，为新中国建立一个完善的工业体系，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但是计委管计划，财政管拨钱，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管建设，也带来许多问题。为了争取能够进入“大本”，很多人跑北京，跑计委。当然这个“大本”也是很不容易的，要经过多少轮的平衡才能确定下来，全国都等着这些资金去建设。那时候的钱是没有利息的，是不用还的，都是财政拨款，建成以后也不用讲效益，就按照计划生产就行了。中央财政一吃紧，就控制投资项目，那时候宏观调控，主要就是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这就有了后来说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局面。
这个“大本”延续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当初我在三里河的国家计委工作，家住劲松，每天上班骑自行车要走一个小时十分钟。那个时候没有电话，没有计算机，全国电力几十个亿的投资切下来，司长告诉我好好排一排。我就拿复印纸一遍一遍写，稍微错了一点撕了就重写。为了节省上下班往返时间，就跟司长说，我回家写，明天不来，后天交卷。到了交卷那天，司长说，没有电话找不到你，数变了，重新写，于是就住在办公室重新写。我记得最多的一次，一个方案修改了十七稿。
基本建设搞大锅饭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是唯一的投资主体，没人对投资项目的效益负责。造成的后果，一是中央财政的钱永远不够花；二是生产资料和生活物资，永远都处在短缺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把计划经济叫做短缺经济的原因。中央领导看到这种局面，说这不行，必须改变。
怎么改？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改变了过去人们对计划经济的认知。商品经济，那就要尊重价值规律，商品要有价格，借钱要还，贷款要有利息。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尤其中央财大同学们学财政、学金融的都知道借钱没有利息还行吗？
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标志着从计划到市场，树立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中国人思想解放的第一步。也带来了中国投资体制改革思想上的大解放，提出要建立“拨改贷”，把拨款改为贷款，就是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办法管理投资”。
于是国家成立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后来改称中国建设银行，专门负责“拨改贷”的拨付，相当于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的出纳，不是投资主体，只负责拨付。但这还是挡不住地方的投资热情，因为计划经济的惯性还在，人们普遍的意识是，中央政府的钱可以不还。原因是没有一个部门负责项目资金回收。这就需要在中央一级设立一个投资主体，怎么建？学习新加坡的淡马锡，搞控股投资公司。198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去新加坡考察，发现有一个公司叫淡马锡，就是政府投资公司，代表政府投资、管理、回收、增值，认为中国就缺这样的投资公司，于是给中央领导写了一个报告，认为“控股公司为政府经营资本，这样政府就不直接掌管投资了”。政府把资金交给投资公司，连本带息，都由投资公司管，政府部门就可以不管了。于是，中国就开始了探索建立投资公司。
第二次大改革
探索前行，设立政府投资主体，
成立六大专业投资公司
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向着商品经济转，第二阶段就是探索如何建设政府投资主体。经过两年的酝酿，198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投资体制近期改革方案的意见》，决定从当年开始，基本建设资金来源采取基金制，同时成立能源、交通、原材料、机电轻纺、农业、林业公司六大专业投资公司。把这些领域基本建设投资的权力，全收到这六个公司里来投资管理运营，所以相关部委“很生气”。
中央明确，六大专业投资公司“是组织中央经营性投资活动的主体，既具有控股公司的职能，使资金能够保值增值，又要承担国家政策性投资的职能。”利用基本建设基金中的经营性基金，通过发放债券筹集资金，负责全国基本建设中的一部分项目投资。六大公司投了很多国民经济建设需要的重大项目。比如说，20世纪中国建成的最大水电站——二滩水电站。还有当时中国的五大化肥、沿海几大港口等基础设施，也包括集成电路、汽车零部件等重点企业。
那时候，计委管重点项目计划，国务院各部门仍然负责各自行业规划，建设银行负责资金投放，但新组建的六大公司与各部门关系很不顺。为此，国务院还专门召开常务会议，专题研讨六大公司与这些部门的关系。
由于当时政府体制改革不配套，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公司法还没有出台，六大投资公司虽然叫公司，但没有一分资本金，管理也不规范。虽然有了投资主体，但对投资企业的管控，名不正言不顺，投出的资金，也很难回收。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中国改革开放迎来新的高潮，各地投资热情高涨。但国家基本建设投资领域，依然存在低效、无序的现象，控制投资规模，又成为新一轮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一个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国第一部公司法。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中国改革的重大路径选择，奠定了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在什么地方？首先是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宏观层面进行了一系列政府配套改革，比如分税制，中央地方分灶吃饭，改变过去中央财政大包大揽的投资管理方式，同时，政府投资也划分：政策性和竞争性。于是，六大公司被重组撤并。
第三次大改革
规范发展，从拨改贷到贷改投，
把政策性和商业性投资分开，
成立国家开发银行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1994年，国务院决定进行新一轮投资体制改革，告别政府大包大揽，从“拨改贷”到“贷改投”，目的就是逐渐让企业成为投资主体，政府主管部门与企业之间，由过去的行政管理关系，转变为出资人与投资企业的关系。
同时，中央明确提出“在投资领域要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国有经营性投资项目都要明确投资主体，实行法人投资责任制，即对项目的筹划筹资、开发建设、生产经营、归还贷款本息和资产保值增值全过程负责。要逐步建立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投资者必须用自有资金，按规定比例对项目投入资本金。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合并六大投资公司,人和事一分为二，债权债务项目划给国家开发银行，股权投资项目成立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国务院在成立国投的函中指出，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是一个政策性投资机构，在国民经济中起导向的作用，扮演“拾遗补缺”的角色，同时，还要肩负政策性和效益性统一。
国投先后继承了从原来六大投资公司划过来的众多“多小散差”的项目，涉及60多个行业，分布在除西藏和台湾外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大的项目如二滩水电站资产有285亿元，小的项目比如甲鱼项目，只有几万元。大项目要国务院副总理来协调，小的项目连村长都找不到。就这一堆资产给了国投，要求保值增值。刚才大家看《国投交响乐》，可能感觉挺不错，但国投的起点确实很低。
1993年，公司法颁布。同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现代企业制度十六字方针。这些，成为了国投规范企业、收缩战线、债转股、抓大放小的根本依据。
国投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过去经营性基金和利用债券资金投资的一些项目，改为国家资本金。作为国家出资人代表，国投要跟全国各地的被投资企业确立股权关系。因为大家没有还本付息的概念，也缺少现代企业制度的认识，确权过程非常痛苦。在山东枣庄，有一个煤炭企业，我们派去的总经理要搞内部改革，第二天起来，看见宿舍门上插了一把菜刀。
股权不清，管理关系不顺，是当时的主要困难。因此，收缩战线成为国投“一次创业”期间的主要战略。也就是该退的退，该进的进，判断标准是什么？就是：“政策性、有市场、效益好、关系顺”的十二字方针。这个十二字方针，跟其他产业公司做项目决策时，最大的区别就是最后一个词“关系顺”。这是一个麻烦，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几乎所有项目都是合资企业，投资伙伴有国内的、有国外的，有地方国有的、有民营的，所以我们也是最早进行混合所有制探索的企业。
与“贷改投”相配套的是债转股。1999年，国家成立四大资产公司。同年，国投成立资产管理部，同时成立两个资产管理公司，对原有投资和参股项目进行股份制改造，理顺股权关系，开展资产处置业务。
国投的前八年，主要是解决资产质量差的问题，通过阶段性持股，该进则进，该退则退，真正新增投资项目很少。这个时期，国投大力收缩战线，盘活存量，培育优势，发展规模经营，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资本优化和引导社会资本的作用，搞好资源和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集约经营。这是国投成立后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也是我们打基础的阶段。
第四次大改革
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谁投资，谁受益；谁决策，谁担风险
国资委成立，企业快速发展
200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核心是，由审批制改成备案制和核准制，让企业成为真正市场投资主体。只要不用政府出资，政府在核准项目时，不再关心项目市场前景、盈亏问题，这是企业自己要承担风险。
这个时候，国有企业是什么情况呢？2003年3月，国资委成立。最核心的变化是，改变过去国资管理九龙治水的局面。所谓九龙治水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但也的确有很多部门管理国企：干部任免、工资总额，人财物、产供销，都由不同的部门管。
十六大之后，成立国资委，这一局面得以破解。但同时给国投这样的投资公司带来巨大的挑战。当时国资委系统有196家中央企业，国资委要求做大做强，各家必须明确主业，必须进入各自行业的前三名，否则就要被重组整合，目标是减少到80-100家。所以这个阶段国企都努力做大规模，发展速度很快，市场也繁荣了。2003年1月，我开始担任国投一把手。当时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作为一家没有垄断资源、也没有行业依托的企业，我们需要向国资委说明，投资公司跟产业公司不一样。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是央企当中唯一一家投资控股公司，它和产业公司不同，发挥着独特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投资导向的作用。国家战略需要干什么，就要去引导，包括区域投向、行业投向。二是调整结构的作用。如何发挥投资公司的平台作用，有进有退，把国有资本结构调整得更合理。三是资本经营的作用。通过管资本，使国有资本更加壮大。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独特作用得到国资委及各司局的认可。我们很快成为国资委央企资产重组的平台，率先托管两家中央企业，先后重组了5家央企。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能源交通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那时候，要上一个项目，首先要看电力供应是否跟得上，要看有没有路。否则不批，因为即使你上了项目，产品也运不出去。基础设施的好坏，是当时我们跟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也是后来我们能超越周边国家、吸引外商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六大投资公司时代，包括国投公司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都是以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项目为主的。
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冰雪灾害，几乎造成南方各省的经济瘫痪。从这次灾害，我们发现国家的基础设施还很薄弱，天气稍微有一点特殊，电网也瘫了，煤炭也断了，路也断了，所以国投就急国家所急，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开展投资。当时重点投资的28个大项目，都是能源交通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在四川，我们先后投资建设了雅砻江整体流域的22座水电站，建成后总装机规模将超过三峡，年发电量约1500亿千瓦时，可节约原煤消耗约6800万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约1.2亿吨，为西电东送、西部大开发、藏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京津冀，我们投资建成了天津北疆电厂，是全国第一个大规模的海水淡化发电厂，也是“五位一体”循环经济项目。
——在新疆罗布泊，我们投资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硫酸钾生产基地，将我国钾肥进口依存度从75%降低到40%。
可以说，我们的战略是比较超前的。比如，2004年投资河北曹妃甸煤码头。当时，第三通道还没立项。我们敏锐地抢占先机，经过战略研判，认为北煤南运的第三通道，将来必然要经过曹妃甸下水。我们一周之内做投资决策，一个月内实地注册公司，一年内拿下国家发改委的立项，两年建成一期工程，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煤码头之一。
这一时期，国投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把解决基础设施瓶颈作为国投发展的一个重点，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次大改革
从管企业到管资本，
国投作为首批国有投资本投资公司试点，
开始产业结构和投资方式的大转型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支持有条件的国企改组成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当时我在会议现场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一刻，我们等了十八年！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探索投资控股公司的发展模式，探索有效的国有资本管理方式。
从六大投资公司开始，国务院就决定“用经济办法管理投资”，并明确投资公司同时兼具“投资控股公司”和“国家政策性投资”的双重角色。
1995年5月5日，从国投成立开始，我们就向国家体改委提出，把国投作为“投资体制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的试点单位”，把国投建成国家控股公司。后来，国投成为了国资委央企资产管理试点单位。
20多年来，我们用力最大、花心血最多的，就是探索投资控股公司的发展模式。我们最早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在投资企业中推进法人治理结构，在国有企业中第一个提出了资产经营和资本经营相结合，先后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混合所有制改革、控股企业董事会授权改革等一系列尝试。直到2014年7月15日，国投被确定为首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试点。可以说，我们的很多探索成为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一个基础。
但我们考虑更多的是通过战略转型，实现从一个传统的实业投资公司，向国际一流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转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是一个转折点。2012年左右，我国产业结构暴露出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提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新旧动能转换。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即从过去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要进行彻底转型，不能一味追求GDP增速，而是要追求高质量发展。但是这个挑战更大，国家提出转方式、调结构，不是一年两年了，国投的转型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前几天，有个记者问我，你们说国投转型成功了，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提出转型的？
其实，早在2003年我担任总经理之后，就感觉，国投不能仅凭这点实业的家底、传统绿地投资方式继续下去。作为一个投资控股公司，我们必须发展金融服务业，缺了金融这条腿支撑，实业也很难做大做强。所以，2004年我们收购了弘泰信托、与瑞银合资组建公募基金公司。2013年，我们控股收购了安信证券。这不仅是一种业务上的投资组合，也在战略上为今天的新旧动能转换，为我们进军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转型经验和业绩支撑。
记得是2010年初，我们就提出“六个转变”。但是开始几年，也不是很顺利，原有业务发展得很好，为什么要转啊？大家没压力，也不知道怎么转。最近几年，我们开始壮士断腕式的结构转型和投资模式创新。
——从传统向新兴转变。我们把自己干了20多年、曾经给国家贡献260多亿元利润的煤炭业务，500多亿资产，整体移交给其他中央企业；在中央企业中，第一家成立基金投资公司，通过PE的方式，参股投资战略新兴产业。现在，我们5家基金公司，管理了近1600亿的基金，其中70%都投向了民营企业，发挥投资导向的作用。其中有许多新技术、“黑科技”，可能代表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从国内向国外转变。现在国投在海外投资“一带一路”上有三个方向：国际贸易、国际工程承包、海外直接投资。我们在英国收购海上风电、在中东收购世界第八大钾肥企业、在新加坡收购环保工程技术公司、在印尼投资水泥和电厂；连续两次成功在全球发行美元债券，特别是今年，国投是2018年以来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来，非金融类企业在海外发债成本最低的企业。
——从西部向东中西兼顾转变。我们在粤港澳大湾区，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海南设立环保业务平台，控股中国最大的下沉式污水处理企业——中国水环境集团。
——从自己熟悉的向市场需要的转变。在北京、上海、广州投资养老和健康服务业；参与国药集团股权多元化改制，发挥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平台作用。
——从低门槛向高门槛方向转变。我们控股收购上市公司神州高铁，进入智能制造业务；提前布局检验检测行业，参与行业整合；旗下基金助力中国首次可燃冰试采成功。英国48家集团每年要给世界各国的企业发奖，2017年颁发三个奖，第一个奖发给国投，第二个奖发给英国本土企业阿斯利康制药集团，我们与阿斯利康集团合资成立了迪哲医药，打造世界一流小分子药物研发平台。所以那一年三个奖有一个半给了国投。
——从资产经营向资产与资本经营相结合转变。改变以前绿地投资方式，我们通过协议收购、要约收购等方式，先后控股安信证券，重组吉林酒精集团，进入生物能源领域，成为全国最大的燃料乙醇供应商。目前国投旗下有8家上市公司。
党的十八大后，我们把自己的战略定位于“命脉+民生”，主动地服务、服从于国家战略。在十九大后，又进一步明确“为美好生活补短板，为新兴产业作导向”的战略定位。当然，在具体做法上，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在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试点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市场化，有活力。对于企业改革必须是市场化的，同时企业必须充满活力，这才能参与竞争，才能走向世界。
一是试方向。投资公司是服务国家战略的，不是什么都投。我们当时定了两条：一是命脉，就是共产党执政过程中不能撒手的东西，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网络安全、重大科技创新，重大先进制造业；二是民生，总书记讲，共产党的初心是什么？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发展的健康医疗，养老服务，环境保护，检验检测等领域，都是为老百姓谋幸福。二是试机制。集团授权让二、三级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三是试管理。“小总部大产业”，总部重点把握方向，同时为投资企业服务。四是试监督。总书记很关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当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我们通过构建大监督体系保障国有资产不流失。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国投投资到哪儿，党的建设就跟进到哪儿。所有的投资企业都建立了党组织，努力做到有组织、有活动、有作用、有影响。
从2002年开始到2018年底，国投资产从733亿发展到了5840亿，利润从8.55亿增长到193亿，平均每年利润增长22.6%。我们原来是一个传统的基础产业投资公司，现在传统产业占比下降到45%，金融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已经上升到了55%，现在的国投和过去的传统的、基础产业为主的国投相比，已经完全脱胎换骨了，成功实现了新旧动能转换，成为一个服务新产业、服务高质量发展、服务老百姓美好生活、服务国家战略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了。我们经过努力，连续14年在国务院国资委经营业绩考核中荣获A级。惠誉、标普及穆迪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分别授予国投主权及准主权级国际信用评级，这在央企中也是不多的。
回顾这几十年，国投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经济边缘走向经济舞台中央，实际上走了四大步：第一大步是继承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产业的项目，第二大步是经过规范管理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第三大步是快速发展，第四大步是成功转型。国投是一家有情怀的公司，是一家务实的公司，是一家为国而投的公司。
国投的故事应该说是一个点，但是走过的轨迹恰是我们国家投资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国投的整个改革历程和发展历程，就是国家不断深化改革、不断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国投的实际情况看，我们的诞生和发展，与改革进程一致；我们遇到的难点，也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痛点；我们取得的成绩，也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的一个小亮点。
可以说，国投的故事，就是中国改革故事的一个小篇章。我为自己能够参与这场伟大的变革，能够把最美好的年华贡献给国投，感到很自豪。
总结与启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改革开放，勇于创新。
市场规律，企业主体。
中国特色，党的领导。
通过以上五次比较大的改革，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经济这40年的变化，就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过程，从粗放到集约，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结构转型过程。国有投资体制演变、国企改革的基本逻辑，就是确立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厘清责任边界、确立企业主体地位的过程。应该说，市场化改革的这条主线，是很明确的。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具体表现。
那么，这几十年下来，有什么启示呢？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成绩。
第二，改革开放，勇于创新。如果一成不变，所有东西只能往后退，只有创新、只有改革，才能有活力、有动力、有方向，所以国投的历史是改革的历史，是创新的历史。国投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没有创新、没有改革是不行的。
第三，市场规律，企业主体。从摆脱计划经济，进入商品经济，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我们所有的思路都围绕着市场是决定因素来展开的，没有市场，没有把企业当成市场主体，我们的改革不可能成功的。
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特色，党的领导。改革开放40年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核心就是党的领导。对于国企来说，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们的根本。我们所有的改革，所有的发展都是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去推进的。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也曾说：“中国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更让人感到奇妙的是，这一切惊人的变化都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现在我们站在了一个新起点、新时代，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明年就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年是建党一百周年，所以我们要用更大勇气，更大力度，更大决心去推进改革开放。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我们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改革开放四十年打下的基础，有市场经济创造的成果，有中国经济的韧性，还有世界上更多朋友的支持，我们一定能战胜困难。
中国人很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只要心齐什么事都能办成。古人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坏事能转变成好事，贸易战是坏事，但也让我们看到了缺少的东西，我们要抓紧弥补差距和不足，争取尽快赶上。总书记讲，“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我想，我们一定能把坏事变成好事。
同学们，你们现在正是大好年华，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中国的发展到了新的起点。欢迎你们加入国投，加入国企，一起做好国投的事，一起做好中国的事，我在国投等着你们。